今年初夏的一天上午，贞丰县文联主席黄林陪同我和尹光宇，去凭吊定头城和纳山大营遗址。定头城位于贞丰西北15公里定塘村，建于明朝崇祯四年，是朝廷“宿兵防卫”的军事城堡，大明的末代皇帝朱由检赐名“定边城”，但当地百姓一直叫它定头城。他的城垣均用青石砌成，东南西北都有城门。现在只有西门保存比较完整，其余的城门、城墙都只剩断壁残垣了。据《贞丰县志》记载，定头城于清嘉庆二年，被布依族青年王囊仙（女）、韦朝元等率领的南笼起义军攻破，之后没有再修复。

　　纳山大营遗址与定头城相距不远，位于纳山村两山之间的一块平地上。它是清廷设立的兵营，与定头城形成犄角之势，兵营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营内可屯兵数千，主要用于防守贞丰州城和镇压附近百姓的反抗。纳山大营于咸丰年间被太平天国石达开一部攻陷，并将大营数千兵勇诛杀殆尽，大营即从此荒废。我们此去的目的，就是想看看大营遗址，以便更好地了解“白旗起义”。

　　那是个大晴天，一大早太阳就出来了，像团火球挂在空中。之后，这火热的太阳又像一盏追光灯，一直不离不弃地照射着我们。定头城有房有树尚可遮阴避热，可是纳山大营遗址就没有这个条件了。我们即将离开定头城时，太阳热度升高，火辣辣地灼人。黄林对我们说，太阳太大，上纳山大营要爬山，你们两个老同志恐怕受不了，我联系一个画家，他就住在纳山，对纳山大营非常了解，可以详细地给你们介绍情况，你们看可以吗？

　　守望

　　望着头顶似火的太阳，我们只能同意黄林的安排。于是，黄林立即给那位画家打电话，让他在家等着我们。就这样，我们来到了纳山村，见到了画家余里。

　　未见到余里前，一路上我都在想，黄林说的这位画家，定然也是个长发披肩、须髯飘飘的老者，抑或是个性格张扬、自以为是的中年人。我接触过一些画家，男士大多如此，有的甚至在脑后扎一个马尾辫，嘴唇上的短须依然不肯剃除，任其像野草一样疯长。可我们见到的余里，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，他眉清目秀，温文尔雅，干干净净的脸庞，说话时还透出些许腼腆。如果不是他那帽沿下露出的白发，我们根本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。

　　在大山脚下一个名为后龙的布依山寨，我们走进了余里的家，他的家与村里其他民宅相似，是一幢砖瓦结构的三层楼房，但不大，也很普通。进屋后，他直接把我们带上二楼的客厅，所谓的客厅，就是在二楼与三楼的楼梯拐弯处一间三面有墙的小屋，小屋里除了一套简易的沙发和一个茶几，就不再有其它设施，也没有做什么装修。可是一进屋，我便看到了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幅《双孔雀图》，我不禁蓦然震惊，于是我指着墙上的画问他：“这幅工笔孔雀图是你画的？”他点点头，表情平淡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画了两个月。”

　　古榕

　　在这幅生动细腻的《双孔雀图》上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余里深厚的国画功力和高超的技艺。于是我开始好奇，跟他聊起了他的艺术经历。

　　双孔雀图

　　余里，1970年出生在纳山村后龙组一个普通的布依族农民家庭，由于他的外祖父是布依族的“摩公”，“摩公”是布依族各种庆典祭祀和民俗活动的主持者和扮演者，也是布依文化的传承人，能歌善舞，能写会画。而余里的外祖父尤其擅长绘画，这对他的童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并在他心里播种了当画家的梦想。

　　余里在小学读书的时候，就开始了绘画，但余里说那应该叫涂鸦，不过是好玩罢了，进入中学以后，他就认认真真地走向了国画，并试图以绘画作为走出大山的途径。“为跳出农门，我一边发奋读书，一边苦练画技，特别是在贞丰民族中学上高中的那三年里，几乎天天都在画中游。” 余里如是说，“没有想到，后来真的就走上了国画创作这条艺术之路。”

　　1990年3月，余里应征入伍。由于他具有扎实的书法绘画基础，还在新兵训练团训练期间，就在连队的板报、墙报的题花、插图与文字书写中崭露头角，表现出不同凡响的书画技艺。离开新兵连后，他因为书画特长而被安排在团宣传股办墙报、板报和写标语，两年后又获批报考地方艺术院校深造。他于1992年8月顺利考入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，毕业后回到部队，先后担任政治处文化干事、理论干事、政工科科长等职。期间，他创作的200余幅书画作品，陆续在《解放军画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农民日报》《西南军事文学》《云南日报》《国防文学》《云南国防》等40家军内外报刊发表，其中20余幅被多家博物馆、陈列室收藏。

　　2007年，余里参与了大型国画作品的创作，开始向艺术生涯的高峰攀登。第一幅大型绘画作品是当年5月，他与成都军区画家钟开天合作，为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创作大型丙烯壁画《山花烂漫》，创作过程历时一年半。这是一幅长13米、宽3米的大型花鸟画，画成后，效果极好，好评如潮。同行们认为这幅画作：远观气势磅礴，近看精细入微，把传统花鸟画的秀美推向了崇高，把传统折枝花鸟推向了全景花鸟。

　　醉秋图

　　2009年8月，余里又与钟开天、中南海画家李志松、中央美院高研班画家娄山合作，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创作巨幅丙烯壁画《壮丽中华》，画作长18米、宽3.72米，历时8个多月完成。

　　《壮丽中华》构图宏大，展现了960万平方公里神州大地上的名山大川、江河湖海。画面上，红日东升彩霞漫天，群山巍峨雄奇壮阔，长江黄河奔流入海，青藏高原白雪皑皑，锦绣江南水秀山青……中华大地辉煌壮丽，一派盎然生机。

　　《壮丽中华》的创作成功，对于余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艺术事件。人民大会堂是当代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殿堂，别说作品在人民大会堂上墙，就是被收藏都是当代画家的最高荣誉。对于画家，人民大会堂还像一座高不可攀的艺术巅峰，站在上面的都是大家或大师。《壮丽中华》的成功，标志着余里已经登上这座山峰，站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。

　　2011年之后，余里历时五年，隆重地推出了他自己的大型全景式工笔花鸟山水画长卷《醉意四部曲》，包括春夏秋冬四幅作品，每幅12米长，全长48米，宽1.8米。这是他在参与《山花烂漫》和《壮丽中华》的绘制后，独立进行大型作品创作的成功尝试，也成为他工笔山水花鸟画成熟的标志，是他抵达自己国画艺术生涯巅峰的代表作，充分展示了他工笔画的深厚功力和高深的造诣。不过，我更推崇他的工笔人物画，特别是肖像画。

　　在国画中，人物画创作相对山水、花鸟画要难，而肖像画又是人物画的难点，是画家与画匠的分野。大凡有一定素描基础的人，就可以画肖像画了，有的还画得很像。但这其实只是技术层面的功夫，要上升到艺术层面还有巨大的差距，也就是说，肖像画仅画得像，甚至很像，都是不够的，关键是要有“神”，即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。这一点，在余里的人物画作品中做到了，而且十分显著。例如他的“留守老人系列”中的《盼》《渴望》《守望》和《编织生活》，画面中人物的服饰、头帕，脸部形态、神情，都真实可感，画的是人物的外在形态，反映的却是人物的内心世界。还有他为贞丰县文联原主席、书画家张玉伦和贞丰县作协原主席马文华画的肖像画，不仅逼真，而且在咫尺方寸的脸庞上，加强了反映他们性格特征的细节，使人物既栩栩如生，又细腻传神。余里曾在他的一篇创作体会文章中，谈及他写生的体验，他说，在写生时，他总是与写生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，“有意将眼前的物象作为参考对象，而不用写实照相似的手段去描绘，最后留在画面上的物象多是主观与客观交融的东西。”肖像画创作也是一种写生，但绝不是照相，这也许就是余里肖像画成功的秘诀。

　　花鱼洞

　　在与余里交流的中间，他还带我们上楼参观了他的画室。他的画室地上墙上都是画，还有正在装裱的背纸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在裱装参展的作品。余里是贞丰县美术家协会主席，协会正在组织画展，为使画展达到一定的高度，他花很大精力装裱参展作品，为他人作嫁衣裳。他同时还在为贞丰水街的八大景观浮雕，绘制素描底图。最令我们振奋和欣喜的是，参观他的长卷巨制《醉意四部曲》，因为画卷太长，他只能为我们一卷卷展开，随着画卷的徐徐展开，画面百花丛中那些千姿百态、色彩缤纷的禽鸟、蝴蝶、蜜蜂都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仿佛听到了群鸟的鸣唱，看到了蝴蝶、蜜蜂的飞舞，嗅到了鲜花的芳香，犹如置身画中。

　　新市民老手艺

　　走出画室，我们又回到客厅，这时，他夫人送进来一碟李子，很甜。她说是刚从亲戚的树上摘下来的。于是我们吃着李子，喝着茶，又准备继续我们未完的话题。突然，黄林的手机响了，原来是县文体局原局长叶集贤在催我们去用中餐。余里要挽留我们在他家用中餐，可是叶集贤那边是昨天就定好的，而且他已经等在酒店了，我们只好终止采访赶往贞丰。上车后我才突然想起，我们原本是来了解纳山大营遗址的，却因为一幅《双孔雀图》而把纳山大营的事忘得干干净净。不过我不后悔，因为我发现了余里，发现了一位深藏在布依族山寨里的画家。

　　不过我和尹光宇的一个疑惑始终没有解开，也来不及问余里。好在几天后我们又专程重返纳山村再见余里，并在他的带领下，攀援一条深藏在荆棘丛林中、崎岖而陡峭的古道，登上了纳山大营遗址。当我们坐在大营的残垣上小歇时，我们终于向余里释放出了我们心中的疑惑，问他为什么不去“北上广”发展？我说，像你这样的功底，在“北上广”开个工作室，收入一定不菲。他回答说，他是正营职军官转业，享受自主择业待遇，即从部队逐月领取退役金，他的生活有保障。他不需靠卖画养活自己，更不想让国画艺术被商品化。他说，他只想画画，而且家乡的绘画素材取之不尽，他一辈子也画不完。原来他是酷爱家乡，离不开这块生养他的土地。他的女儿也是学绘画艺术的，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家乡，在贞丰城里开了一间画室。

　　一个原本想以国画艺术跳出“农门”的布依族青年，成名之后，居然又复归“农门”，一切皆因对故土的不舍。我终于读懂了余里，也对他更为赞赏和敬佩。（田景丰）